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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北纬47°，被称为黄金奶源带，又被称为丹顶鹤的故乡。这里，常常能看到一望无际的玉米田和一碧如洗的天空，间或有高大宽敞、布局有序的蓝白色厂房出现在视野中。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摄影师吕雷亮）
走进其中，往往会惊叹于厂区的干净整洁。进入生产大楼，拾级而上，站在2楼参观走廊往里看，一罐罐奶粉源源不断地流下生产线，然后被来回移动的机械臂装箱打包，等待检验合格后被运往全国各地。如今的工厂，已经和大众想象中的嘈杂、混乱全然不同，自动化、数字化程度高，工人们中的大多数都已经摆脱了体力劳动，要靠技术和创新维持着庞大而又复杂的生产线的运转，电脑上的一条曲线，就能囊括奶粉的多个指标。工艺工程师便是工厂技术创新的代表。有时候，飞鹤的工艺工程师谢阳会穿一身淡蓝色工服，到车间检查设备运行情况，然后回到实验室，打开电脑和马尔文分析仪，检测奶粉的颗粒状况。谢阳今年33岁，入行近十年，加入飞鹤3年左右。十年前的春天，作为食品工程专业的一名大四学生，谢阳进入一家食品加工厂实习，当时那家工厂的自动化和数字化程度远不及飞鹤，实习生需要承担体力劳动——扔粉袋子。“先是备料，把粉袋子从一个板上搬到另一个板上，然后拿刀划开，送到设备筐里。25公斤一个的粉袋子，一宿得扔个十来吨。”谢阳说，那段时间，每天一起床就开始扔粉袋子，身体累，精神被拴在日复一日的重复性劳动里，也累。谢阳如今的徒弟宋健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十二年前刚入行的时候，宋健也在包装车间做过扔粉袋子的活儿。20来岁的年轻人没吃过苦，心里开始打退堂鼓，甚至直接和家人放话：“太累了，不想干了！”另一个徒弟温栋清九年前入行时，还是传统的自动化设备，许多功能不能在电脑上操作，需要进入车间启动按钮和阀门，烘干奶粉的地方温度能达到五六十度，刚进去没多久就满身大汗。后来，宋健调了岗，温栋清去了新厂，谢阳则熬了小半年，借着论文答辩的机会，“跑了”。然后很长一段时间陷在职业选择的迷茫中，对工厂的印象破灭后，谢阳干脆跨行做了房地产相关的销售，但市场趋于饱和，业绩一般，最后只能又回到食品行业，带着对扔粉袋子的阴影，选择了做技术培训生。近几年，进入工厂的年轻人面对的境况已大不相同。两年前，90后工程师孙立达加入飞鹤。他第一次走进生产车间就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全是大型设备，管道井井有条，地面干净得能看到自己的影子，连空气洁净程度都相当于手术室级别。仓库中搬运原料的，已经变成了机械臂；投料环节也是自动化设备抓取送到传送带上，传送带再把原料输送到投料口，需要人力的部分，只有把袋子撕破，然后投进去。三个月前，谢阳到孙立达所在的飞鹤吉林工厂调研工艺改进情况，与国际知名的微量元素供应商——帝斯曼总部进行视频连线时，对方的专家提出想远程看一下飞鹤的设备，孙立达回忆：“对方都惊讶到了，没想到中国企业的设备如此好，如此自动化。”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摄影师吕雷亮）
变的不仅仅是设备，还有技术、方法和管理。年前后，飞鹤工厂的新变化开始不停地涌现，设备更新、人才引进、全链路数字化、WCM管理体系等都在同步推进，工艺创新也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推到了前台。到今年年初，飞鹤的工艺研发团队正式组建完成，团队共有8位成员，谢阳和另外一位负责处理数据的工艺工程师在位于齐齐哈尔的生产管理总部办公，包括宋健和孙立达在内的另外几位，则作为驻厂员工，分别负责飞鹤甘南、龙江、泰来等工厂的工艺提升和创新工作。团队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和工厂里的设备打交道，谢阳解释：“每个产品有很多的工艺点，这些工艺点的调整有时候在消费者层面看不出来什么，但是微观上影响很大，从长远看产品的风味和口感等都会受到巨大影响。做这些研究，就是为了让产品在消费者体验方面达到最好的状态。”谢阳经常“泡”在国外的文献网站上，译制了很多文献和手册，自己学习，也发给徒弟们看。他展示了一张思维导图，是由多页的书浓缩而来，用来给徒弟们展示设备的工作原理。紧接着，谢阳买回了设备，让徒弟们带着各自工厂的样品着手测试，遇到问题，再顺着思维导图回到文献里寻找答案，“从理论到实践，全通了”。新工人一位入职飞鹤不到一年的员工说，刚来飞鹤时，发现很多事情不能理解，与此前在互联网圈的所见所闻完全不同。有很多同事可以在公司任职超过十年，不能理解；大家准点上班准点下班，生活规律，没有，不能理解；当内卷、丧、躺平等成为年轻人的普遍情绪，而工人们在踏踏实实搞生产，工程师们都在认认真真做实验，很少表现出迷茫和焦虑，也不能理解……时间久了，前述员工开始意识到这份踏实感的由来：“实验结果出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结果不好，就去找改进的办法。大家都在沉下心做事情。”年轻工程师温栋清在年夏天入职飞鹤。刚入职那年，正赶上飞鹤50周年厂庆，他就和同事、同事的孩子一起，在单位篮球场排练开场舞。一转眼，飞鹤马上就要迎接60周年了，而他也从生产线上的操作工，成为了一名工艺工程师。温栋清是大家口中“吉他弹得最好的工程师”，初中开始学，还曾经被介绍到琴行当吉他老师。身边的同事，也是80后、90后居多，日常生活中，有的喜欢研究车，有的喜欢游泳，有的喜欢羽毛球，还有的喜欢侍弄花草。他们的住处离工厂不远，不用挤公交地铁，也不会堵车，十来分钟就能到工厂，然后一头钻到工作中去。
（温栋清是大家口中“吉他弹得最好的工程师”）
而前述员工口中的“踏实感”，几乎弥漫在他所接触到的每一个同事身上。事实上，许多人的心思并非一开始就安定下来，而是在日复一日的钻研中，慢慢找准了航线。谢阳回忆，刚毕业那几年，他的心思经常摇摆，“心有点活”，找不到工作的热情和动力，甚至常常想到，要不要跳槽、要不要转行。在选择日渐多元的年代，年轻人谈论风口和时代红利，也谈论“财富自由”的神话。工厂早就不再是这一代人的选择，当年的应届毕业生里，全专业只有谢阳一个人，在做过诸多尝试之后，抱着“有个活儿干，养家糊口”的心态，进了工厂。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同学之间慢慢有了分野。“塔尖上的一拨”继续搞科研了，另一拨进了机关单位，还有一拨选择了转行，有当飞行员的，也有很多做了销售。有一年春节，老同学聚会，一个男生诉苦：“今年又上税了几十万。”同学们起哄：“二哥这是又发了啊！”谢阳在一边听着，心里不是滋味。看看手里每个月三五千的工资，那些年，谢阳常自嘲是同学中“混得最次的”。更让他难受的是，他当时所在的工厂，技术员工也只是“不需要你懂太多”的螺丝钉，时常遇到技术不被认可甚至质疑的境况，“是相当大的侮辱”。孙立达也有过同样的状态，他毕业于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离开校园后，被就业浪潮推动着，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进了工厂，从事乳品生产工作。但最初一段时间，迷茫和不确定感一直萦绕着，“一方面刚毕业，还没想好自己到底爱好什么；另一方面，父母还是希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孙立达说。身边的同龄人除了一小部分留在工厂从事食品加工相关的工作，更多的选择了其他出路，有的考研继续深造，有的考公端铁饭碗，还有的直接转行跃入金融领域或是从事销售工作。在两个人先后进入了飞鹤后，情况逐渐好转了起来。飞鹤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平台施展拳脚，收入增加了很多，迷茫感也很快消失了。“手头儿上有一堆事要做，脑袋里有一堆东西要研究”，顾不上想什么时代风口，心里虚空的状态被未知和挑战填满，工作带来的最大感受是“有意义”和“干完高兴”，工资水平也比之前有了大幅度提升。“进公司两年就升了职，带着六七个人的团队，收入也是按年薪算，不比北京上海那些白领差。”如今的工作和收入，也能让谢阳在同学中感到“有面”。“做技术的人有时候其实不光看钱，更需要得到认可，你做出来的东西得有人认，在飞鹤感受最强的一点就是对技术人员的尊重和信任。”谢阳说。谢阳刚到飞鹤的时候，在技术会上提了一句，希望能够将一些闲置的检测设备用起来，原以为没人会放在心上，没想到领导不仅十分重视，还在会议结束后站起身来，又强调了一遍。谢阳心里的“确认”键按了下去，留在了飞鹤，也留在了乳品行业。之后的工作里，他也被给予了足够多的资源和机会。提出新的想法，有人愿意听，行得通，就能安排下去执行；需要新设备，也有人提供支援。曾经，谢阳需要一台差示扫描量热仪(DSC)，来测量奶粉的黏点温度，和工厂厂长说完，很快，新的设备就送了过来。直到现在，谢阳在工作中依然能常常体会到一种“兴奋感”，“感觉再做几个（检测）马上就有结论了。因为这个结论不是平行的，需要一层加一层的，把第一层的东西确定了才能往下做。”这种兴奋感推动着他不停地朝纵深方向研究。新科技到飞鹤工作后，工程师们几乎全都遇到过来自朋友和同学的咨询，时不时有人打电话过来，咨询国产奶粉好不好，靠不靠谱，口感如何，是否真的“闪溶”。这些也几乎是每个消费者都会关心的问题。在飞鹤，客服热线、线上和线下三个渠道都能接收消费者反馈。其中，速溶性等感官上的问题备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