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又别称包(庖)牺、宓羲、虑戏，亦为后人称为牺皇、羲皇或太昊等名号，是我国史前众多英雄人物之一。由于他出现较早，贡献较大，故又被后人将他与女娲、神农氏列为“三皇”，居于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之前。三皇五帝是我中华民族祖先的代表人物，欲研究中华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对他们不能不加以深究。由于有关三皇的传说记录较少，迄今人们对他们尚缺乏深入的研究，更多的倾向是就传说讲传说，甚至就神话说神话，小编从近年来考古学家对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贾湖遗址的考古研究成果的综合分析中发现，这个遗址或许能够证明上古伏羲确实存在过，不只是传说而已。

伏羲的事迹之一是创立八卦，肇启文明。太昊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伏羲八卦中所蕴含的“天人谐和”的整体性、直观性的思维方式和辩证法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原点，阴阳学说是其理论基础。在贾湖文化中已经出现的男女合葬墓和“阴阳笛”的应用，佐证了阴阳八卦的起源问题；另外，贾湖先民原始宗教与龟灵占卜文化、祭祀文化的兴起也都与阴阳文化密切相关。

伏羲的事迹之二是结网罟，教民以渔。《易·系辞下》记载，伏羲看见蜘蛛结网，发明了用树的纤维搓绳结网，《尸子》记载他捕套野兽和打鱼。贾湖遗址考古发现，贾湖先民早期除了使用鱼鳔等工具捕鱼以外，已经开始结网捕鱼。日本著名鱼类考古学家中岛经夫教授通过对贾湖遗址出土的大量鱼骨深入研究发现，贾湖人在多年前已经开始养殖鲤鱼为食。贾湖遗址纺轮、网坠的出土进一步证明了“结网罟”的真实性。这些重要发现也正是伏羲神话传说在贾湖遗址的具体印证。

伏羲的事迹之三是养牺牲，以充庖厨。《路史·后纪一》记载太昊伏羲“豢养牺牲”，开始活畜驯养，把猎获的动物放生喂养，使人们开始进入原始畜牧养殖经济时代。在贾湖遗址考古中发现，贾湖人已经开始大量饲养猪、狗和其它动物，同时也发现了人工饲养牛、羊的痕迹。伏羲“教民以养殖”的文化现象在这里得到显现。

伏羲的事迹之四是授农事，以佃为业。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出现了原始农业的雏形，进入原始农业的重大技术突破是驯化野生植物，标志是稻谷、陶器以及农业生产工具的出现。根据张居中教授率领的团队研究证明，贾湖地区早在年前就已经有了稻子植硅体的存在，换言之，这里多年前已经有了稻子的生长。在-年的漫长岁月里，贾湖人已经大面积人工种植粳稻，农业生产的水平得到空前提升，稻米除了作为人们主要的食物以外，已经开始作为酿酒的主要原料被“深加工”；石铲、带锯齿状的石镰、石磨棒、石磨盘等农业生产工具得到广泛运用；天文历法也因作物的栽培得以总结使用，什么季节种植农作物以及什么季节收割都需要参考“历法知识”。有史书记载太昊伏羲发明了历法，看来也是有一定历史事实基础的。

伏羲的事迹之五是兴礼乐，发明乐器。太昊伏羲发明了乐器，创作乐曲歌谣，将音乐带入人们的生活。截至目前，贾湖遗址共发掘出40余支骨笛，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保存最完整的管乐器，把人类音乐史推进到了年前，贾湖骨笛有二孔笛、五孔笛、六孔笛、七孔笛和八孔笛，其中大部分为七孔笛，其制作材料为丹顶鹤的尺骨，其制作规范，形制固定。经中国艺术研究院萧兴华和中央音乐学院的黄翔鹏、宁保生等对其中一支七孔笛测试，发现其已具备七声音阶，并能完整吹奏现代乐曲，且发音准、音质好。贾湖骨笛的发现改写了世界和中国的音乐史，推翻了“中国笛子西来说”和“七声音阶外来说”的错误观点，更进一步说明了贾湖遗址在太昊伏羲时代的重要地位。

伏羲的事迹之六是造书契，代结绳之政。史书记载，太昊伏羲始造文字用于记事，取代了以往结绳记事的形式，也有史书记载八卦符号是中国最原始的“文字”，而八卦是伏羲文化的精髓。在贾湖遗址发现的契刻符号已经证明，这一时期人们在结绳记事的蒙昧时期发明了语段文字的贾湖契刻符号，在已知的文字研究中，贾湖契刻符号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语段文字阶段的“文字”，从结绳记事到文字的发明应用是伏羲的一大贡献，这进一步证明了二者文化的重叠关系。知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教授曾说过：“通过几十年的研究我发现，文字符号的背后其实是宝藏，老祖宗们的智慧对今人仍然具有借鉴意义”，“舞阳贾湖遗址契刻符号的发现意义非常重大。”

伏羲的事迹之七是兴嫁娶，建立婚娶制度。史书记载，太昊伏羲变革婚姻习俗，倡导男聘女嫁的婚俗礼节，使血缘婚改为族外婚，结束了长期以来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群婚状态。在贾湖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多个男女合葬墓，这一发现使人们对婚姻的形成有了新的认识；同时，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对贾湖遗址三期文化的研究，对距今-年的墓葬中尸骨锶同位素分析结果研究发现，相当一部分成年女性系外来，这表明女性是从外部族、部落进入（嫁娶）到贾湖地区的。无独有偶，张居中教授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等，在贾湖遗址周边实地考察时发现，在贾湖遗址东南方向大约6公里的“张王庄”，发现了一个大致与贾湖文化三期同时期的文化遗址，另外，附近的漯河翟庄遗址、西平谢老庄遗址也都是贾湖文化时期的遗址，这也印证了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的话：“每一个比较大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都应该有一个伴生的遗址，主要是为了解决部落的婚姻问题”。贾湖遗址部族内部基本不再通婚，“婚娶制度”已经建立，这正反映了在距今年前后伏羲教民嫁娶制度的确立与贾湖文化的关系。

历史的真相，早已消湮在漫漫时间长河、悠悠岁月高歌之中，对于过往，我们有无穷的想象，假如说上面的事例不是巧合是正确的话，那么它将拉开上古中华文明的序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