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与成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唐宋时期，许多诗人都有游历成都的经历。这是因为位于川西平原的成都，长期以来就是四川文化、经济的中心。公元前三一六年，秦并巴蜀，随后“秦民万家入蜀”，中原文化大量传播到成都平原。加之成都土地肥沃，也就造就了“天府之国”。至汉代，成都已是全国五大城市之一。这一时期出现了蜀文化融汇于中原文化后的第一个高潮，美术方面表现突出的是与当时丧葬习俗有关的雕塑、雕刻活动。《成都美术志》记录，这些美术作品包括画像砖、画像石、石棺画像和陶俑、墓阙、碑刻等等。这些早期的作品让我们在千百年后依然可以见到成都生活的旧场景。

成都艺术生活由此发端，至唐朝时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晚唐至五代时，成都是全国绘画的中心。唐玄宗和唐僖宗先后入蜀，带来了许多宫廷画师，使成都绘画之风大盛。许多知名画家都曾在成都大慈寺、圣寿寺、净众寺、昭觉寺等寺院留下丹青。仅成都大慈寺就聚集了当时全国知名画家六七十人，如吴道子、孙位、张南本、李升、卢楞伽、赵公佑、常重胤、李洪度、左泉、范琼等，绘壁画一千余堵，这些绘画作品“皆一时绝艺，格入神妙”。

宋人李之纯撰《大圣慈寺画记》说:“举天下之言唐画，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圣慈寺之盛。”一○五六年，苏东坡和弟弟苏辙游大慈寺，对唐代佛画大师卢楞伽的作品倍加赞赏，称大慈寺壁画“精妙冠绝”。值得一说的是，在唐代成都，还出现了独立于宗教丧葬动机的绘画作品，如花鸟画、山水画，以及唐僖宗及随驾文武臣僚的写真像等人物写真画。

在五代十国，中原长期战乱，四川相对安定，经济文化得以发展，而艺术也是空前的活跃。后蜀后主孟昶十分喜爱文艺，重绘事，所以就特别办了个翰林图画院，这也被称为“西蜀画院”。它属于宫廷画院，到两宋时期得以延续并发展达到顶峰。考察中国的画院史，不难发现，以此为界，五代之前的汉唐时期宫廷内也有专门管理绘画的机构，但均不是成熟的画院，这个时期被叫做“前画院时期”；两宋之后，元代开始废止画院的设立，原画院中的画家被安排到集贤院、奎章阁学士院等其他的政府机构之中，一直到清代画院逐渐衰落。

这一时期的成都绘画更加兴盛，和江南的南唐相对成为全国两个绘画繁荣地之一。“蜀地辟远，而画手独多于四方。”这皆因为作为画家能享受至高的荣誉，在社会上地位高，收入也不错，所以才会有人不断地加入画家的行列当中来。翰林图画院任用黄荃掌管画院事务。黄荃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皇家画院画师。黄荃，字要叔，五代时蜀国成都府人，自幼便颖悟过人，其工笔重彩花鸟画在西蜀盛行一时，与江南徐熙以“黄家富贵，徐熙野逸”并称“徐黄异体”。

成都的文艺历史早在五代前蜀时期就开始了王建占据四川，重用文人雅士，一时间竟成“文人皆入蜀”的局面，成都府当时成了可以同洛阳、长安比肩的大都市。中土名画家刁光胤、孙位、滕昌祐、张南本等人相继避乱入蜀。黄荃便拜诸位名师以取众家之长，经年累月地学习，才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蜀先主孟知祥即位后，授黄荃为翰林待诏，后蜀后主孟昶时，其升为检校的成果。少府监并主画院事，先后达四十年之久。

在后蜀时代，立国江南的杨氏吴国与后蜀遣使结好，除了百车金银玉器外，就是蜀国从来没有过的珍禽一一丹顶鹤。孟昶对鹤非常钟爱，稍有闲暇就来观赏，后不仅叹道:“鹤虽雅，终不免有一死，若能与寡人同寿，时时观之不亦快哉？”当时供职“翰林图画院”的黄荃自告奋勇道:“臣能为之。”孟昶大悦，命他随即于偏殿作画。黄荃欣然举笔，以他超人的观察力和艺术概括能力，把仙鹤丰富多彩的形态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他一共画了六只鹤，分别以唳天、警露、啄苔、舞风、梳翎、顾步这六种姿态展现，再衬以白露苍苔、蓝天白云。由于画上的仙鹤形神兼备，惟妙惟肖，常常使得那些真鹤将画中的鹤当成同伴，都跑去立在画的旁边，往往引得君臣相顾大笑。孟昶干脆就将该殿命名为“六鹤殿”。宋初，黄荃随蜀主至宋京城汴梁，授太子左善大夫他所画禽鸟造型精准，骨肉兼备，形象丰满，赋色浓丽，富丽堂皇，工笔画法以极细的线条勾勒，配以柔丽的赋色，线色相溶，几乎不见勾勒墨迹，情态生动逼真。

北宋时代，又因黄荃儿子居宝、居寀、弟惟亮等的推波助澜，“黄家风范”就成为北宋初翰林图画院优劣取舍的标准。不过，黄荃的作品大都毁于战火，传世的只有《写生珍禽图》一件，现藏故宫博物院，此图描绘飞禽昆虫龟介等二十余种，刻画精细逼真，栩栩如生。

自黄荃以后，成都的艺术氛围始终浓厚，相继涌现了一代又一代画家。在绘画界有“天下山水在蜀”之说，山水画家多有到四川采风、写生之举，而这少不了与当地的画家切磋技艺、交流绘事，这都无形中让成都画界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成都画派也就由此发端，成为了独特的地域画派。

自宋朝末年到清朝中期，考察成都的书画家并不太多，这是因战乱导致人口的大量流失。这是成都文化最凋敝的时候，虽然在明代有杨慎，但他与成都除了地缘上的关系，找不到更多的基因。

随后，由于江浙等地官员流寓成都，并给这座城市带来新的活力，成都文化进入恢复期。至民国，诗词歌赋、文化艺术再度走向了繁荣，同时涌现出了大量的文化人，如张大千、谢无量、罗一士、江梵众等人就是本土文化的佼佼者。成都书画艺术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随着抗战的来临，各地艺术家的交流频繁，促进了成都艺术的进步。

此时的成都艺术团体也相继涌现。一九三七年，成都的美术团体只有蓉社和蜀艺社，而蜀艺社是蓉社的延续，成立于一九三五年，社长叶绍尧，副社长罗一士。蜀艺社的成员有五十多人，也有不少是军政要员，后来喜欢书画，参与到其中的。主要成员有江梵众、罗一士、芮敬予罗文谟、冯灌父、叶绍尧、林君默、高少安、关麟徵、韦辛一、余中英、韩鹤卿等。

后来，张大千也加入了蜀艺社。随着抗战的深入开展，各种类型的文化人进入成都。四川省美术家协会成立，这个协会团结了成都的不少艺术家，举办画展、文化沙龙，让艺术家在成都感受到离乱中的温暖。

不过，处在内陆的成都在对外交流中似乎欠缺先天的优势，因缺乏与国内外画家的互动，成都画派常常成为一个封闭的圈子。但一旦接触到外来的绘画风气，他们也会积极地响应。比如抗战时，不少艺术家流落到成都，他们在成都办画展，与成都艺术家交流，使成都艺术家开阔了视野，也使一批成都艺术家走出成都。今天成都的画家虽然众多，但说得上知名全国的就少了许多。近年流行的张大千与陈子庄之所以被确认是成都画派的代表人物，更多的是从外界看成都的结果。

绘画虽是成都人生活的一个侧面，但从中我们可感受到成都人生活的安逸，这跟城市、乡村的经济能够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互取长短、共同发展是有着莫大的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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